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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冷战以来美国的语言战略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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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语言与安全

  “冷战以来美国实施的主要语言战略体现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

  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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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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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英

  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MTI导师,从事翻译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言战略研究。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

  文本内容

  【内容提要】

  冷战以来美国实施的主要语言战略体现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美国历次语言战略的实施都与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现紧密相关。1957 年斯普特尼克危机催生美国《国防教育法》;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制订,等等。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战略把外语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后,政府对外语教育投资加大,民众语言意识增强,学校增设小语种教学,关键语言人才大大增加。

  【关键词】

  美国军事与外交 语言 语言战略 国家安全 语言危机 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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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安全战略包括一定时期内,一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而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主张、规划与目标。具体而言,指在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根据国家决策层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国家利益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判断,对可动用的国家资源的评估,进而决定通过何种方式或步骤,如何配置和使用国家资源,来应对上述威胁、保障和增进国家利益。从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来看,1987 年 1 月,美国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分析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并提出应对的战略。里根政府推出“遏制”苏联战略,强调军事威慑,并提出重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老布什政府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转为建立超越遏制的“世界新秩序”战略;克林顿政府推出“民主扩展”战略,强调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推动海外民主和人权;小布什政府则从克林顿时期的“民主扩展”战略转向打击恐怖主义的“先发制人”战略,强调“遏制”与“防卫”;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较大修正,在继续反恐的同时,更加强调国际秩序的维护和重建,提高对外干预的门槛;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12 月发布任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则将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实力获得和平和扩大美国影响力作为其战略重点。历次战略报告内容虽然强调点各有不同,但也有共性:除了军事战略、国防战略和外交战略外,基本都涵盖了经济战略、科技战略和文化战略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作为国家重要文化资源之一的语言,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战略的视域中。

  语言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根据国家语言需求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而进行的“一系列被赋予重要价值取向的持续性的语言规划”就是语言战略。语言战略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国家利益作为价值取向。国家语言能力则指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对语言需求的应对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高低是关涉到国家安全的大问题。一方面,语言作为各国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的桥梁,是软实力,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利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语言是了解他国文化和战略的关键,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语言战略与语言能力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竞争力和情报搜集力,同时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外交能力、国防能力等一系列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非常强,其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一直都极为重视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美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实施的语言战略都是针对关键历史时期的具体国家安全问题,始终体现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并突出体现出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把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结合得如此紧密。

  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入手,极少有研究是较为深入地去剖析一下美国是如何利用语言资源达到其国家安全的目的。这方面研究较少的原因之一是语言的战略地位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联未受到充分关注。国内近年来涌现的关于语言战略的研究基本来自语言学领域,不过,数量很少,其中专门聚焦美国语言战略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现有的这些研究基本就美国语言战略进行内容的评析,鲜有研究就美国的语言战略结合国家安全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和成效评价。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聚焦美国冷战以来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的语言战略,探究其语言战略背后的具体国家安全动因,考察语言战略实施之后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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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时期的美国语言战略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外语教育置于国家安全位置上的立法实践是 1958 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将外语首次提高到与数学和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外语成为关系国防安全的核心课程,开创了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先河。

  《国防教育法》出台的直接导火索是苏联 1957 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深层原因则是美苏的冷战对抗。《国防教育法》制订时,国际形势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同盟关系破裂,走上了公开对抗的道路,开始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艾森豪威尔就职以来,美苏冷战持续深化。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主要以非战争手段展开,科学技术是美苏两国展开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进入太空轨道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Sputnik I) 。一个月后,即 11 月 3 日,苏联又成功发射另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二号 (Sputnik II) 。与此同时,美国寄予厚望的先锋三号卫星 (Vanguard Test Vehicle Three) 1957 年 12 月 6 日发射失败,标志着美国在空间技术上败给了苏联。苏联在外层空间的优势破坏了美国的领先和领导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让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陷入了政治困境。美国朝野震惊于斯普特尼克危机 (Sputnik Crisis),纷纷指责美国公立学校的质量,并称美国学校教育水平落后于苏联,学校教育成为美国整个防御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生活》杂志 1958 年题为“教育危机”的文章对美国学校和苏联学校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美国学生水平落后于苏联学生,美国教育处于危机中。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亚瑟贝斯特 (Arthur Bestor) 在其发表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的题为“美国学校怎么了?” 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的学校未能塑造出在质量和数量上与苏联相抗衡的科学技术人才,所以才出现斯普特尼克危机。众议员卡尔艾略特 (Carl Elliott) 指出,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下,教育是国家存亡的基础,国家的存亡依赖于美国拥有高科技人才,只有高质量的教学才会培训出胜过苏联的高科技人士,但美国正面临着教育危机。参议员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同意卡尔艾略特的说法,认为斯普特尼克危机说明苏联科技上已经领先于美国。参议员李斯特希尔 (Lister Hill) 强调斯普特尼克危机导致美国进入历史上的黑暗时刻,美国要生存,不落后于苏联,就必须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

  美国高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贡献及战后初期根据《1944 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也称 G. I. Bill) 接受和培训众多退伍军人获得巨大成功,高校地位明显提高,被公认为是增强国家实力和解决社会迫切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机构。但在《国防教育法》出台前,美国国内一直反对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导致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加强教育资助的提案提了 20 多年一直未获国会通过。斯普特尼克危机促使国家采取紧急举措,让该提案最终获得政治支持,所有参与该项立法的人都普遍认可《国防教育法》是一项关乎国家存亡的基本的必需的立法。艾森豪威尔也称,签署《国防教育法》的目的是强化美国教育,使教育满足国家安全需要。

  《国防教育法》提出了发展外语服务于国家安全需要的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培养联邦政府、企业和教育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外语人才;二是发展美国各学校还未开设的外语。为此目的,该法不仅专设“外语教育”一章 (第六章),其他各章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外语教育的重视。比如,在第二章关于高校学生贷款的内容指出,外语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优先申请国防教育贷款,借款总额可达 5000 美元 (每年 1000 美元) 。第三章改进教学设备条款大篇幅地涉及外语教学设备的改进;第五章关于超常生鉴定,外语能力成为必须考核的项目之一。第七章则专门指出,在支持多媒体教学时,多偏重外语视听说的教学与研究。

  第六章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支持关键语言教育和区域研究的标志性法律条款。按照第六章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教育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关键语言列表,并以此为据确定国家优先扶持的语言中心和区域研究中心,鼓励国内学术机构以及一些外语教学研究的语言资料中心开展国际和地区研究,同时设立奖学金资助外语学习和地区研究;鼓励小语种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LCTL) 的教与学,重视语言教师的培训、语言教学材料和试卷的编写。为支持关键语言教育和区域研究,联邦政府做出大额拨款承诺,这些承诺包括: 每年拿出 800 万美元改进语言教学、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工作;每年拨款 725 万美元开办训练班、训练中小学外语教师;对语言与外语教学的相关学科如文学、社会学、政治和人类学等给予补助。联邦政府《国防教育法》的首次拨款中,3200 万美元用于改善语言中心和区域研究中心;2000 万美元用于进一步研究高科技教育服务系统;1500 万美元用于国防研究生助学金接受数学、科学和外语精英研究生培训。

  《国防教育法》通过后,美国政府立刻着手确立优先支持的关键语言,教育办公室 (Office of Education) 于 1961 年明确了 83 个关键语言,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最需要的语种,共六种,分别是汉语、日语、阿拉伯语、北印度-乌尔都语、葡萄牙语和俄语; 第二层次为不是特别急需的语种,共 18 种;第三层次为现在不太重要但未来可能重要的语种,共 59 种。

  《国防教育法》成为联邦政府与学界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首先,《国防教育法》的通过使美国国会再次关注教育政治与教育决策,大大加强了当时负责教育相关政策的众议院教育及劳工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职能。1958 年前,格雷厄姆巴顿 (Graham Barden) 担任主席时的众议院教育及劳工委员会是国会中据称最不活跃的常设机构,小亚当鲍威尔(Adam C. Powell Jr. ) 担任主席后,众议院教育及劳工委员会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成为最为忙碌的国会委员会之一。

  其次,《国防教育法》增强了政府教育管理能力,给教育办公室带来永久性的改革。《国防教育法》颁布后,教育办公室不断增员应付《国防教育法》各种各类复杂的新规定。1958 年还只有 589 名办公人员的教育办公室,到第二年人员已经激增至900 名,逐渐从一个小而弱的机构发展成为一个大而强的机构。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国防教育法》为美国学生和家庭带来了联邦贷款。长远看来,《国防教育法》的 2.95 亿美元的学生贷款条款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美国民众认识到可以通过贷款完成上大学的梦想。《国防教育法》通过之际,贷款项目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国防教育法》的贷款条款涉及的学校数量、参与人数和支出经费方面都超出了其他项目。基于国家对退伍军人的资助,《国防教育法》现在已经将国家资助扩大到承诺要通过上大学加强民主的新一代美国公民身上。联邦政府每年拨给单个大学用于学生贷款的额度高达 25 万美元,每个学生的贷款 90%来自联邦贷款,10%由学校提供,学校负责提供的这 10%的贷款部分也可以向政府借款解决。贷款一开始指定用于国家安全关键学科如数学、科学和外语学生,但实际上按比例向全国所有本科生发放,成为全美普及性的助学贷款。学生个人每年最多可以借款 1000 美元,10 年还清,利息为 3%。在公立学校教课满五年的毕业生可以部分免债。《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前一年,即 1957 年,全美贷款大学生只有 8000 人,贷款总数为 1300 万美元;得益于《国防教育法》,1961 年贷款大学生人数为 11.5 万,贷款总额是 1957 年贷款总额的四倍。《国防教育法》学生贷款项目帮助参与项目的 1400 所大学中的 630 所大学首次设立学生校园贷款项目。在全国范围内,1959 年至 1969 年间,约 150 万名学生用《国防教育法》贷款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受益于《国防教育法》的助学贷款项目,大学入学人数持续上升,1960 年美国大学生人数为 360 万,到 1970 年大学生人数已达 760 万。

  《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美国的语言教育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随后陆续出台和语言合作等方面都呈现较大突破,特别是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兴旺发展起来;另外,联邦政府依托高校成立的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提高了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外语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虽然《国防教育法》出台的政治目的是反苏反共,当时只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立法,并非政府和地方长期性安排,但是《国防教育法》的出台让人们意识到,将培养语言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值得大力支持。随着《国防教育法》的颁布,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向高等教育大规模投入时期到来,高等教育在国家安全和国家政策上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1965 年,国会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制定并通过了《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首次明确联邦政府向高校提供长期而全面的资助,《国防教育法》的核心高等教育条款有的被 1965 年《高等教育法》废止,有的则被 1965 年《高等教育法》接受。

  1968 年以后,迫于越南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公众对高等教育信任危机的加深,美国政府实际上减少了高等教育投入,放弃了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直接导致外语学习人数下降。1980 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新联邦主义”,反对政府干预教育,教育拨款大幅减少。1980 年至 1986 年间,联邦拨款下降约 11%。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改变了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产自动化对高度熟练劳动者的需求急剧加大。20 世纪 80 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美国危机感倍增,唯恐亚洲经济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在世界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地位。

  根据 1975 年美国与加拿大以及除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外的其他欧洲 35 国签署旨在改善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加强经济、科技和环境领域合作的“赫尔辛基协议” (Helsinki Accords),“签署国要研究外国的语言与文明,扩大各国人民之间交流”。为达此目的,总统直接领导的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于 1979 年提交名为《智慧的力量》(Strength through Wisdom) 的报告,对美国现有外语能力和区域知识能力进行了考查。报告总结称美国人外语的无能状态“令人愤慨”。1979 年仅有 15%的美国高中生学习一门外语,1965 年这个数字则高达 24%;1979 年仅有 8%的美国高校要求学生入学时学过一门外语,而 1966 年 34%的高校有这种要求。日本派驻美国的商业代表有一万人都能讲英语,但美国派驻日本的商业代表不到 900 人中能使用日语的人却寥寥无几。美国大中学校学外语的学生人数不断减少,企业新聘人员服务质量下降,语言训练费用升高,比如语言培训费用 1978 年已达一亿美元;美国公众国际问题方面的知识匮乏,但联邦政府却不断降低外语和国际研究资助,资助名额从 1969 年的 2557 名锐减到 1978 年的 828 名。《智慧的力量》对外语对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战略安全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重新审视。该报告指出,语言是重要的国家资源,美国与盟国沟通和分析潜在敌对国家行为的时候都需要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区域知识能力。但目前美国公众外语能力和区域知识能力匮乏,削弱了美国在国防、外交和经济方面的能力,直接危及国家安全。

  1983 年,美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发布一份教育危机报告《国运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以下简称《国运危机》),将美国国家危机归因于教育危机,称美国教育出的学生素质远不如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教出来的学生。若不改革,不只美国下一代的竞争力大减,甚至美国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会受到威胁。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外语学习人数少,外语教师匮乏,1980 年只有八个州的高中规定学校有外语类的教学,但没有一个州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外语课程。为改变这一状况,报告强调将外语放在与英语、数学、计算机等基础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重小学至高中的外语课程,扩大外语教师队伍。

  1979 年的外语能力鉴定报告《智慧的力量》以及 1983 年的《国运危机》报告直指美国在外语和国际研究能力方面存在的危险颓势,1984 年的《经济安全教育法》(Education for Economic Security Act) 可谓应运而生。促成该项立法的参议员罗伯特斯达夫德 ( Robert Stafford) 和克莱本佩尔 (Claiborne Pell) 称,经济的繁荣昌盛依赖于成功的教育,《经济安全教育法》出台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实现美国经济复兴之路。《经济安全教育法》的颁布,带来美国自 1980 年以来首次联邦教育拨款项目。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财政预算收紧,国际课程和外语课程首先受到冲击,外语学习人数逐年下降。1984 年,《经济安全教育法》的外语教学拨款使外语学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得到一定程度地复兴。

  《经济安全教育法》第二章明确联邦拨款,大力资助美国大中小学加强外语教学与科研。根据该章规定,联邦向州和地方教育机构以及高校拨款,提高外语教育水平和外语教师的教学技能,让更多学生接受高水平外语教学,加强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第二章授权教育部长针对外语教学进行拨款。联邦政府 1984 年拨款额为 3.5 亿美元,1985 年拨款额为四亿美元,用以提高教师水平和提高数学、科学、计算机和外语教学水平。其中,拨款的 70%用于初高中,30%用于高校。初高中拨款项目中,地方教育教育机构可以将不少于 15%的拨款用于强化外语教学;州教育机构必须将不低于 20%的拨款用于初高中的数学、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方面的教学示范项目、教材示范项目、教师培训示范项目、优等生专项,以及为女生、少数族裔学生或智障生专门设立的项目。高校拨款项目中,必须将不少于 20%的拨款用于高校与校外机构或企业的合作项目,以提高学生对科学、数学和关键外语的水平。国家级拨款项目中,每年应该有 25%的拨款给高校用以发展科学、数学、计算机和关键外语的教学。

  第二章还规定了关键外语的认定规则: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有关键意义的语种才是关键外语。教育部部长应该与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一起,确定哪种语言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需求、科学发展需求来说是关键外语;教育部部长应该在《联合公报》上发布关键语言列表,作为政府资助外语教育的依据。

  美国教育部在《经济安全教育法》出台后不久便确定了关键语言种类。美国教育部于 1985 年 8 月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最终的 171 种关键语言,并拨款 500 万美元给各级各类学校用以提高关键语言的教学与科研。公布的语种基本上除了西欧语言之外都是关键性的。受冷战氛围影响,教育部对关键语种的支持仍然偏重东欧国家的语言。同时,为了应对日本经济对美国的威胁,政府特别重视日语及其相关研究。关键语种的增加为更多的高校提供了争取国家资助的机会,扩大了关键语言教育的影响范围,坚定了政府继续支持语言和区域研究的决心。

  1988 年,《经济安全教育法》第二章被《外语援助法》(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Act) 取代后,州教育部门继续得到联邦拨款发展中小学关键语言教育。《外语援助法》1988 年设立“外语援助计划” (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 FLAP),由教育部向州教育机构拨款资助中小学学生的外语学习,是美国联邦拨款中唯一针对中小学外语学习的项目。

  《经济安全教育法》的联邦拨款促使美国语言学习人数持续上升。美国小语种教学更是进入美国教育主流,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外语教育的一大特点。根据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1992 年统计,美国公立学校语言学习人数不断攀升,1990 年高中学习一门外语的学生有 425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 38.4%,比 1985 年的学习人数增加 6.1%。俄语和日语学习人数持续上升。自 1986 年以来,学日语人数上升 95%,俄语上升 31%。美国全国外语学习人数中,日语学习人数在 1986 年列第七名,到 1990 年已经跃至第五名,汉语学习人数则从 1986 年的第九位升至 1990 年的第八位。

  《经济安全教育法》强调外语振兴经济之后不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策、新计划和新项目,提高美国公民的外语学习。例如,《高等教育法》1986 年修订版第六章中列入了“国家外语资源中心”的内容,授权政府拨款给高校,用于提高外语教学效率;同年还成立了“国家外语中心”,负责调查美国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外语需求。1987 年成立的“外语及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促进会”,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为语言及国际问题研究争取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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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后的美国语言战略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1989 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美苏对抗缓解,冷战接近尾声。老布什总统 1990 年 3 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苏联应该超越遏制,将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1990 年 9 月海湾危机爆发后,老布什总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思,提出打破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联合爱好和平国家一起反对所谓的“流氓国家” (rogue states) 。

  同时,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仍然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都与语言能力的高低息息相关。首先,冷战紧张态势虽然下降了,但经济竞争、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以及武器扩散等问题急剧上升;其次,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公民的交流能力与竞争能力,而交流能力与竞争力的提高则需要美国公民提高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语言以及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再次,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人员如果想要应对好新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急需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语言危机问题,离不开大学的教育支持,为此目的,大学必须重新强调外语教学、区域研究和其他国际领域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1 年《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 得以通过。

  《国家安全教育法》授权实施新的外语和区域研究资助项目,“增加外语、地区研究、反核扩散和关乎国家利益的其他国际问题领域等诸多学科教与学的数量,并提高其多样性和质量”,为美国安全部门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语言人才。依据该法,美国财政部共设立 1.5 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其常设机构隶属国防部,负责支持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外进行外语学习和国际问题与地区研究。该法所支持的外语项目辅助但不覆盖《高等教育法》第六条所规定的外语与地区研究项目。

  《国家安全教育法》授权国防部部长设立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Board,NSEB) 。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成员中的六位由总统委任,都是来自非营利性的组织、企业和教育机构语言专家或区域研究专家; 其他八位则来自以下部门:国务院、商务部、能源部、教育部、国土安全部、国家情报局和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负责关键国家和关键语言的认定。2002 年起,认定的关键语言有九种: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乌尔都语、韩语、葡萄牙语、波斯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俄语。

  《国家安全教育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设立了国家安全教育项目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该项目由国防部部长咨询国家安全教育董事会负责并监管执行,主要支持高级语言人才的培养,最终目标是从美国公民中培训出一支具有高素质外语能力和国际问题能力的高级人才库。项目重点关注对美国国家安全起到关键作用的语言和文化,比如亚洲、非洲、东欧、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的语言和文化,资助的前十个语种为阿拉伯语、汉语、俄语、韩语、日语、葡萄牙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印地语。

  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于 1994 年正式实施,共设三类项目。项目一是博伦奖学金 (Boren Scholarships) 项目,面向本科生,奖学金获得者到关键国家学习其文化和语言;项目二是博伦助学金 (Boren Fellowships) 项目,资助有志于关键外语和区域研究的研究生;项目三是面向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项目,资助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国家、关键语言和关键国际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联邦政府 1994 年开始对博伦奖学金和助学金项目进行拨款,当年拨款额为 531 万美元。对高校的拨款开始于 1995 年,当年拨款额为 249 万美元。1994 年至 2000 年,联邦政府对这三个项目的拨款总额已达 3611 万美元。

  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的受资助者学成后必须为政府部门工作一定年限。这些部门包括:国防部、中情局、商务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这意味着,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从设立之初就一直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国防部、国家情报局、国土安全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国家安全部门“订单培养”了数万名高级语言文化人才、国际研究高级人才和情报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在国家安全部门和高等教育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战略关系,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对关键语言专家和关键区域专家的需求,是目前唯一既关注语言能力需求和国家安全需求又关注政府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需求的联邦资助项目。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目前已由最早的三个项目扩展到九个。2011 年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实施 20 周年之际,已有 4500 名学生被资助去往 120 多个国家,学习 110 多门外语;2015 年年底,得到资助的学生人数已达 5500 名。2013 年 12 月,共有 2831 名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受资助对象已经完成服务要求或正在按照规定要求在国防部、中情局、商务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等部门工作。到 2015 年 12 月,3187 名受资助对象已经完成服务要求或正在按要求服务。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服务要求规定期限或快要到服务要求规定期限的 4092 名受资助对象中,75%的受资助对象 (3063 名) 通过为联邦政府服务或教育行业服务的方式完成服务要求或正在按要求服务。

  整体而言,《国家安全教育法》关注的是精英人才的培养,对美国整体公民外语能力的提升贡献不大。但是,《国家安全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直接刺激了美国的几个立法的通过。比如,国会修订《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为各种国际教育项目拨款,使美国国际教育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复兴发展,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994 年,克林顿政府通过《2000 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明确将外语定为核心课程之一。同年,《改进美国学校法》(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 Act) 又将外语提高到对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位。

  1996 年,以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为首的工作小组在美国教育部和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发了面向全美 K-12 年级学生的、具有最新外语教育理念的外语教育和学习的《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以下简称《外语学习标准》) 。1999 年,重新修订的《外语学习标准》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大学外语教学。《外语学习标准》列出了美国 21 世纪外语学习的五大标准,即语言交流 (communication) 、文化沟通 (cultures) 、学科联系(connections) 、语言比较 (comparisons) 和社区活动 (communities) (简称“5C”),重视交际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外语学习标准》重申了《国家安全教育法》强调的外语能力和国际知识能力对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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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语言战略

  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冲击不亚于 1957 年斯普特尼克危机。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起攻击,反恐战争开始。2002 年 9 月,小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最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反恐。反恐战争对口、笔译人员和情报解码人员的需求大增。九一一事件的调查显示,语言资源不足是美国未能预见得到并未能阻止恐怖袭击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很多政府部门的报告,包括九一一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都发出警示称,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语言学家和翻译人手匮乏,无法支持美国大规模的反恐活动。美国总审计署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2 年 1 月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联邦政府四部门 2001 年财政年度外语人才短缺的情况。报告称,军队阿拉伯语、韩语、汉语、波斯语和俄语五类语言人才的 329 个职位中,146 个职位空缺,空缺率为 44%;国务院阿拉伯语、粤语、中文普通话、日语和韩语的 370 个职位中,21 职位空缺,空缺率为6%;商务部外国商务服务局印度尼西亚语、日语、韩语、中文普通话、俄语和土耳其语的 71 个职位中 39 个职位人才空缺,空缺率为 55%。报告最后总结道,联邦调查局语言人才缺乏导致未处理或未翻译的录音带和文件堆积如山,美国军队“不具备在世界两个地方同时进行军事活动的语言能力”。2002 年,以色列将军阿里艾米特 (Arie Ami) 曾警告说,美国不可能打赢全球反恐战,除非美国懂“他们( 恐怖分子) 的语言、文学和诗歌”。参议员理查德 德宾 (Richard J. Durbin) 也指出:“只拥有高端武器,却没有科学家的支持,是没有用的;只扩大信息搜集能力,却不将搜集来的信息及时翻译出来,是没有用的。美国一定要有与其火力相匹配的智力。”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和反恐战争的不顺利致使美国国防部和相关联邦机构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强烈意识到,语言危机是国家安全危机的罪魁祸首。

  总的来看,美国国家安全出现“语言危机”主要有三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不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需求评估不足。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军队对语言能力和语言需求的理解狭隘,并且未将语言能力视为强有力的作战能力;作战司令未能充分意识到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认为部队的语言需求仅限于情报翻译,因此,不仅没有充分重视军队的语言人才,没有及时培训提高军队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具体的军事行动部署和实施中也未能充分利用或分配好已有的语言人才。另外,情报部门对情报工作的语言需求问题也未能做出充分积极的应对。美国《新闻周刊》2003 年 10 月 27 日的一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反恐战争输在翻译。该文指出,反恐情报及时,但翻译迟缓,迟缓的原因在于翻译人手不够。2001 年 9 月 10 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到基地组织成员暗示袭击的言论,其中包括“明天是发动进攻时刻”,但这盘录音带直到九一一事件后才被译出。九一一事件后,尽管已经将翻译截获的信息、文件列为首要任务,但联邦调查局未翻译的资料仍然堆积如山。九一一事件以前,联邦调查局只有 40 名阿拉伯语翻译和 25 名波斯语翻译负责侦听截获的国家安全情报。2001 年,联邦调查局急招 415 名翻译,结果只招到 360 名,缺口为 13%。九一一事件后,国会虽然向反恐战争拨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增加人力,包括雇用外语翻译。但到 2003 年,联邦调查局还是仅有 200 名阿拉伯语翻译和 75 名波斯语翻译,远远低于需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艾伦莱普森 (Ellen Laipson) 2000 年 9 月就向参议院提交过关于提高情报界外语能力要求的报告。她指出,情报工作的整个流程从收集、利用、分析到形成最后的成品,外语能力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缺乏必要语言能力和优秀语言人才会给情报工作及政策决策造成很大的问题。

  “语言危机”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后,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大环境发生变化,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越来越重要。反恐战争是不对称的战争,其不对称性和非传统性特点,对军队提出的要求不是研发复杂的卫星系统和武器,而是要求军方大力发展人力资源。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遭遇到的困难,明确反映出语言和文化对不对称战争的重要性。针对反恐战争,美国国防语言学院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史学家克里福德波特 (Clifford F. Porter) 称:“真正知道我们的敌人,需要了解恐怖分子的文化、政治与宗教,因此需要精通他们的语言,从阿富汗战争得到的教训是,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的绝对关键是外语技能,军方却未能拥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倘若外语能力不足,情报搜集、特种作战以及打击不对称、非传统战争的一般能力将受到限制。从战争战略到战术层级,到了解敌人如何思考,外语能力是必需的。”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季刊《参数》2007 年的一篇文章称,反恐战争是文化间的冲突,若要理解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就必须回归了解敌人的文化知识。

  国家安全“语言危机”的第三个原因关涉到影响美国外语教育体系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美国的外语教育体系一直以来鼓励大部分学生学习欧洲语言如法、德、西语,而不是美国军方近年来发动战争的地区或国家的语言。2003年,国会议员拉什霍尔特 ( Rush D. Holt) 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时指出,美国从高中到大学,99%的学生学习的大都是欧洲语言,问津小语种的人寥寥无几。大学很少开设中东语言和伊斯兰研究方面的课程,2002年获阿拉伯语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只有六人。九一一事件发生之时,全美不到 200 名美国人精通阿拉伯语 (世界第五大语言),不到 10 人学习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全美学校无人学习阿富汗的任何一门小语种语言。九一一事件之后,政府语言教学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有关学校虽然加大力度开设阿拉伯语及其他中东语言课程,但根据 2004 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一次调查,美国全国大学语言类学生中,学小语种的学生仅占 12%。2004 年,美国国防部人事次长朱思九 (David S. C. Ch) 对一些学校提出批评称,学习小语种的学生只有 12%,说明学校欠缺教授国防部资助的关键语言 (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印地语、韩语、俄语、土耳其语和其他一些中亚语言) 的能力; 尽管学习阿拉伯语、汉语、印地语和塔加拉语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但学的大都是入门课程,而国防部要求高中和大学都设置的关键语言方面的持续性课程却不仅仅只是入门课程。他接着发出警告称,如果语言学家还不重视国防部的关键语言,那么,美国很多年轻人将无法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复杂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做好准备。

  为应对语言危机,美国政府部门积极成立外语学习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或机构,同时加强已有中心或机构的功能。比如,国防部 2004 年成立国防语言转型小组和高级语言局。与此同时,美国军队主要的语言培训中心美国国防语言学院九事件后加强了军方急需外语人才的培训和教学工作,新增 10 门外语课程,包括阿富汗方言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另外还增加了车臣语、乌兹别克语、亚美尼亚语和乌尔都语,扩大波斯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的招生规模。中情局 2002 年合并了以前的 11 所学校,建立了新的中央情报局大学,其中的肯特学院有专门的外语和区域研究培训,提供的核心语言课程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俄语、日语和德语等。与此同时,教育部与国防部等其他政府部门联合成立大学下属研究中心,为美国各大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将政界、学界以及公众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美国国防部于 2003 年出资成立的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为例。从成立之初,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就担负着就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善问题提供技术与学术支持的重任,尤其在美国国防部所称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方面提供支持。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美国劳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但同时起到促进学校外语教育满足国家外交政策要求这一全国性行动的作用。中心同时还需要为美国联邦政府实现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目标提供必要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对语言和文化的关键需求提供帮助。中心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者建立并发展了研究基地,并能够根据要求回应情报人员的应急行动之需求。中心每年按照政府的研究目标和实际需求决定该年的技术任务,仅 2006 年一年,中心就完成了 35 个技术任务,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语言办公室、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国防情报局、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人员服务中心、美国国家地理与空间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安全局得克萨斯州中央安全服务中心等政府机构提供过服务。

  另外,为了解决语言危机,美国政府先后推出多项针对关键语言学习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立法或政策。比如,2005 年,美国国防部发表名为《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以下简称《行动倡议》) 的白皮书,为致力于国家语言政策立法的人提供了一个合理框架。为协调国家层面上识别、管理和拓展语言资源的工作,《行动倡议》提出了七条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是建立一个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由国家语言署 (National Language Authority) 统领,负责“发展和监督国家各个部门国家外语战略的实施”。国防部在《行动倡议》中坚称,从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军队与和情报部门应该掌握语言资源,具备语言能力。

  《行动倡议》一经颁布,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立即响应号召,加紧这一国家安全语言政策的实施工作;白宫、国会不遗余力地推出一系列措施,用以满足国家对关键语言的需求,以及满足美国总统和议会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国家安全方面对关键语言的需求。国会将 2005 年宣布为语言年,鼓励美国人学习各类外语。

  另外,国防部还在 2005 年 1 月公布了语言战略转型的标志性文件《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map,以下简称《路线图》),将关键语言的战略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路线图》目标在于“改变国防部语言和区域专门知识的评价、强化和使用方式”,要求美国军队成为培养语言和文化专业知识基地,使外语和区域知识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保证美国军队在未来战争和军事行动中占据优势。《路线图》提出了军队提高外语能力计划的四个目标:一是扩大军职人员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基础;二是掌握应对危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建立外语人才及其能力水平数据库;四是语言和文化专长作为作战后技能纳入作战计划中。

  为了更好地辅助《路线图》的具体实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2006 年颁布《外语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Language and Regional Expertise Planning),明确语言能力和区域知识是重要的作战能力。国防部《路线图》颁布后,海军、空军、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相继颁布了《海军语言技能、区域知识与文化意识》(U. S. Navy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Strategy) 《空军文化、区域与语言飞行计划》(Air Force Culture, Region and Language Flight Plan) 《陆军文化与外语战略》(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海军陆战队区域、文化与语言战略 2010~2015》(Marine Corps Language,Region,and Culture Strategy 2010~2015) 。《路线图》自执行以来,国防部外语人才短缺问题得到很大缓解,美国军队已掌握语种达 360 多种,同时国防部还拥有一个跨军种的语言备战指数系统。

  此外,美国国防情报局 2007 年《战略计划(2007~2012) 》(Strategic Plan 2007~2012) 中强调指出,“为了获得长期真实的情报,人工情报侦察的作用应进一步突显……国防情报局将提高外语的熟练程度和专业技能,以便在收集情报过程中更好地评价、解释和利用当地文化。”2011 年,美国国防部颁布了新的五年国防语言战略规划,全名为《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 ~ 2016》(DOD Strategy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 2011~2016) 。新战略规划聚焦于制度、标准和机制的建设,解决的问题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ffic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从 2005 年到2014 年公布的三份《国家情报战略》,都强调了语言技能的增强、增加外语语种数量的必要性。情报工作不仅仅需要掌握阿拉伯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或波斯语,而且需要精通这些语言和熟知各种方言。既要达到语言上的真正流利,又要通晓与各种语言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和人文知识。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最重要的语言战略是 2006 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实行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主攻的关键语言是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等语种。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掌握关键语言,让更多的美国人更早地学习关键语言;二是培养高水平的语言人才,尤其是关键语言人才;三为培养更多能教授关键语言的教师。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这四个政府机构共同负责《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具体实施,各机构通过设立一些新项目和扩展项目,大幅增加掌握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及波斯语等关键语言的美国公民数量。新项目和扩展项目涉及的人群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到踏入社会的劳动大军。

  根据《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美国政府在 2007 财政年度拿出 1.14 亿美元,分别拨给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各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列出资助项目。教育部 2007 年获得的拨款共 5700 万美元,主要用于五个项目的建设: 为中小学外语教育拨款 2400 万美元,重新调整“外语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关键语言教育,推广创新型外语教育项目;拟拨款 2400 万美元促进 24 个学区的中小学与大专院校合作开展关键语言教育项目。在未来几年内,项目还将推广至其他学校,最终建成中学小至大学全面衔接的关键语言教育; 拟拨款 500 万美元建设一支“语言教师团”,十年之内实现在校外语教师达到 1000 人的目标;拟拨款 100 万美元建设为外语教师和学习者共享的外语教育资源库。资源库由国家资源中心、K-12 教学项目、高等教育机构和联邦政府机构联合开发;拟拨款 300 万美元用于教师学术交流,提高中学的外语教学质量。

  九一一事件后,国务院项目资助的国际交流项目偏向非西欧国家的关键地区或国家,外语教育则转向关键语言。《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的国务院计划主要依据国务院现有项目,增加或加强关键语言教育项目,主要包括六项内容 (其中第二项和第六项为新增项目):第一,富布赖特学生基金项目 l'l(为受资助者提供 6 个月的关键语言培训);第二,海外暑期语言强化培训计划 (即“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资助对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三,吉尔曼国际奖学金项目( 佩尔奖学金获得者在海外接受关键语言培训);第四,富布赖特外语教学助教基金 (引进母语为关键语言的教师到美国大学、学院和高中从事为期一学年的教学工作);第五,教师交流项目: 一方面,引进以关键语言为母语的教师到美国工作一年,另一方面,派美国教师出国提升关键语言技能;第六,青年学生海外交流项目 (即“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目”) 。

  国防部 1994 年实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后,其关键语言教育的各类项目一直都在有效进行中。《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制订后,国防部对国防语言战略做出了两大调整:一是扩大专门培养高级外语人才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规模,增加资助的语言种类的同时,增大受资助对象范围;二是 2006 年创建名为“国家语言服务团” (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 NLSC) 民间语言人才库,为军方提供一支随时可供调用的关键语言人才队伍。

  2006 年,美国情报界实施了一个名为“星谈” (STARTALK) 的全国暑期关键语言教育项目,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中心负责具体实施,以暑期培训方式培训学生或教师学习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等关键语言。另外,美国情报机构还与地方院校合作建立情报资源中心,实施情报学者项目,通过高校挖掘有潜能的关键语言情报人才。

  随着政府外语学习或国际研究机构或中心的设立或功能的加强,以及美国政府各部门语言战略的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资助项目有序进行且取得显著成效。教育部门取得的成效最为明显,学校外语招生人数、外语专业和外语语种都明显增加。首先,外语学习人数增长。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2015 年 2 月公布的高校外语教育统计数据显示,1960 年至 2013 年期间美国高校生学习外语人数和语种呈上升趋势, 2002 至 2009 年明显上升。服务于反恐需要的小语种教学,尤其是亚洲语言的教学,得到了飞速发展。2013 年韩语和汉语招生人数不断上升,增长率分别为 44.7% (2009 年 8449 人,2013 年 1222 人) 和 2.0% (2009 年 5.9876 万人,2013 年 6.1055 万人) 。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和日语高级水平选修本科人数稳步上升。研究生学习汉语、韩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的注册人数持续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9.7%、86.6%、18.4% 和 0.8%;其次,外语专业和外语学校不断增加。以阿拉伯语为例,2002 年之后,美国学习阿拉伯语的人大幅上升,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从 2002 年的 264 所增加到 2006 年的 466 所。2001 年,美国开设阿拉伯语的小学和初中只有几所,2006 年增加到 86 所,2009 年已经达到 300 多所。与 2009 年相比,2013 年又有 84 所高校新设汉语专业,23 所高校新设阿拉伯语,19 所高校新设韩语,17 所高校新设葡萄牙语。2013 年关键语言本科学位获得者人数有所增加。汉语本科学位获得者从 2009 年的 384 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510 人,增长率为 32.8%。2009 年到 2013 年间,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俄语本科学位获得者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另外,学校外语语种不断增加。不包括注册率前 15 名的汉语、日语等语言,美国高校 2006 年提供了 204 种语言的教学,比 2002 年多了 42 种;2009 年提供 244 种,到 2013 年则已达 248 种。

  美国国防部《国家语言计划》实施成效显著。根据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教育项目 2016 年度报告》,截止到 2016 年底,共约 3665 个本科生获得博伦奖学金,超过 2100 个研究生获得博伦助学金。2016 年,来自全美 44 个州的 123 所高校的165 名博伦奖学金和 100 名博伦助学金获得者被派往全球 45 个国家学习 37 种语言。目前,语言旗舰项目已经资助了 21 所大学的 25 个关键语言项目,这些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印地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2015~2016 学年,参与旗舰语言项目的本科生 2257 人,2016 ~ 2017 学年为 2600 人。成立于 2011 年的语言培训中心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LTC) 2015 年培训国防部人员约 1300 人,共培训 16 个语种;2016 年,语言培训中心的培训人数和语种数量都有所上升,培训约 1500 人,语种 19 个。截止到 2016 年底,国防部的国家语言服务团数据库已有语言人才 7164 人,精通语言或方言达 365 种。仅 2016 年一年,国家语言服务团数据库就为 31 个政府部门提供过 119 次总计 2000 小时的语言服务。2016 年底,高校全球军官项目 (Project Global Officer) 已经累计资助 4000 个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学生学习关键语言,仅 2015 ~ 2016 学年,就有 524 个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学生获得全球军官项目资助学习关键语言。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受资助者到政府各个部门工作后,其语言和文化知识水平获得了所在部门的高度评价。比如,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及分析办公室评价说: “博伦学者给机构带来了跨文化视野和外交能力,是真正的人才”;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称“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学者素质高,不仅语言技能熟练,而且熟悉外国文化知识,工作出色”;国防情报局则评价说:“博伦学者语言技能高,区域知识和海外阅历丰富,是情报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出色完成各种情报任务”。

  国务院教育文化事业局的交流项目全球资助人数已超过 100 万,受资助者中有 40 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 300 多个现任或者离任的州长和政府高级官员。目前,富布赖特项目参与的国家已超过 160 个,37 多万名外国和美国国内学者或学生获得过项目资助。项目每年资助名额约 8000 名,其中约 1600 名美国学生、4000 名外国学生、1200 名美国学者和 900 名访问学者获得过富布赖特学者项目资助,另外还有几百名教师和专家。教师关键语言交流项目目前资助中国、埃及和摩洛哥三个国家的英语老师到美国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阿拉伯语和中国、埃及文化教学,加强美国中小学校的汉语普通话、阿拉伯语教学。2006 年以来,中国约有 160 名英语教师成功入选过美国“关键语言教师项目”,2017 年入选该项目的有 17 人。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每年资助美国约 600 个优秀本科生或研究生到国外大学参加暑期关键语言培训,目前培训的关键语言已达 14 个。该项目在美国国内外都赢得了极佳的口碑。根据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业局发布的 2016 年吉尔曼奖学金评估报告,以优秀的弱势群体学生为资助对象的吉尔曼奖学金 2014~2015 学年资助了来自 623 个大学的 2799 个本科生,64%的奖学金获得者来自非洲裔、亚洲裔、西班牙裔和土著人群体等少数族裔。美国国家安全计划青年项目以长、短期培训或夏令营方式派送美国高中生到关键国家学习关键语言和文化,目前该项目涉及的语言已达八种,分别是阿拉伯语、汉语、印地语、巴萨印尼语、韩语、波斯语、俄语和土耳其语。依据国家安全计划青年项目网站发布的 2018 年~2019 年项目申请通知,美国高中生可以申请的奖学金名额共约 670 个,学习时间分别是 2018 年夏季或 2018~2019 学年,学生申报时可以依据具体需要选择合适的学习时间。

  美国情报部门《国家安全计划》也取得不错的成绩。目前“星谈”推出的项目可以培训 11 种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达里语、印地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有学生培训项目、教师培训项目和混合项目三种项目类型,单个项目最高可资助九万美元,混合项目最高资助额度已达 11.25万美元。“星谈”项目运转良好,已经辖射全美各地。到 2014 年年底,美国 5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开展了 377 个“星谈”教师培训项目,基本完成了“国家安全计划”倡议的“2011 年遍及 50 个州”的目标。

  【结语】

  毋庸置疑,美国各个时期的语言战略将语言上升到国家战略,美国政府对外语教育投资加大,美国民众语言意识增强且学习兴趣大增,学校增设语种教学和培训,关键语言人才大增。总的来看,美国语言战略的实施与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现紧密相关。1957 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直接催生美国 1958 年《国防教育法》,之后美国教育经费大增,俄语和东欧研究成为政府支持重点。20 世纪 80 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美国危机感倍增,之后为了应对日本和中国经济增长和强大的竞争力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政府特别重视日语、汉语及其相关研究,汉语更是成为美国第一关键语言。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冷战接近尾声,虽然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为了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美国对东欧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研究仍然是战略重点。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对外语教育的资助完全聚焦在关键语言建设上,政府对关键语言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语种认定、人才管理进行了全面调整。中东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阿拉伯语、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成为国防部最重要的战略语言。中国是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不仅被视为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汉语和中国文化也因此一直都是美国政府关注热点。2010 年以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下滑的经济影响,政府对关键语言教育的关注度有所减弱,经费投入下降。2011 年以后,随着大规模反恐战争的结束和安全局势的缓解,恢复经济成为美国治国重点。2012 年 3 月 20 日美国发布的《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指出,美国教育危机即国家安全危机,“美国在针对学生展开的教育上遭受失败,这导致他们面对竞争时缺乏准备,并且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繁荣和领导角色的能力”。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再次强调国家语言能力对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语言战略再次进入调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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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Strateg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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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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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 Ying (103)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a top concern of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old War. Every language strategy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U.S. addresses a specific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was a response to the Sputnik crisis in 1957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in 2006 was triggered by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 launching of these language initiatives has brought about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xpands grants supporting foreign languages; citizens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LCTLs at schools or universities grow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number of critical language talent grows remarkabl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Railroad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Fu Meirong (127)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industrial revolution, railroads, as a trigger industry, had propelled the United States’s rise as the premier industrial country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day, though the U.S. passenger train service is sluggish when compared with highway and air transportation, its freight railroad opera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riv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830, the U.S. railroad industry has fluctuated as a result of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time. The early period of U.S. railroads witnessed a moderate and effectiv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supporting railroad construction. By contrast,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largely as a defense project initiated by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as funded totally by the U.S. government, epitomizing its utmost concern about U.S. national security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limitations on furthering America’s high-speed rail plans over the year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ironically a result of its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under the two party system.

  BOOK REVIEWS

  A New Look at the Sino-U.S.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 Book Review of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by Gregg A. Brazinsky ………… Niu Jun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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